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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的晴空下


2020-06-27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对于这个日子有深刻体验的日本国民而言,内心遭逢到两种极端力量的撕扯,而且情感上的震撼多于悲泣的缠绕——昭和天皇宣诏战争结束。这一天,日本的各大报纸上,纷纷以醒目的版面篇幅,并以崇高的悲剧性的词语,又不失庄严立场来呈示这个严酷的历史事实。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我愈发觉得日本语的修辞真是深奥,它宛如迷宫般的曲折难测,若没有全面掌握真正的历史状况,以此作为辩证的基础,仅依凭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有些时候往往看不清实相,最后顺乎自然地被带往没有价值判断色彩的中性词义的地带了。相较于「终战」和「战败」这两个名词,对于语言机敏的人都看得出,前者在努力维持着败者的尊严形象,而一旦明确承认战败,等于对全体国民的心理给予更大的打击,还必须肩负起更庞大的道德责任。因此,基于日本传统的语法习惯,这样的措辞自然能获得正当性的身分,留给众多的败者们自我疗伤的空间。而即使在最私密的领域里,这个中性的修辞在日本作家的日记里,同样没有逾越这个界限。儘管如此,当我们努力走出那片由修辞构筑出来的密林曲径,我们仍可看见日本战败后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日本作家的读书状态,他们在艰困危险的战争时期,如何欢快地煮字疗饥,如何用文字温润苦闷的灵魂。

在文字的晴空下

日本战败那天,日本作家高见顺的日记向认真阅读的我们透露了这则讯息。在这套七卷本的《高见顺日记》第五卷中,他真切感性地写道:「戦争终结の圣断.大诏涣発さる……放眼看去,几乎每个报摊亭前都大排长龙。这些等着买报纸的人群,情状显得有些激昂,但没有人敢于表露自己的真实心声,全都保持着沉默。平常民众们对于军人是反感至极的。当我看到士兵和军官默然地买着报纸。或许是我心理因素使然,那些军人垂头丧气的神情,使我不禁暗自为他们抱以同情。」其中,他还描述在鎌仓车站前目睹神情茫然的新入伍的海军士兵,身穿髒污皱巴巴军服的情景,在他看来简直与战俘营的俘虏没有两样,令他不忍直视。

然而,对于爱书人而说,他来到鎌仓文库探望图书这段记载更吸引我们的关注。他说:「今天,鎌仓文库没有营业。在里面的房间,堆叠着品相如新的《世界文学全集》和《西洋大众文学全集》。我打量了一下,果然是刚刚送抵的新书。在此以前,要租借《世界文学全集》需要二十圆押金,可是即使这样,也几乎全被爱书的同行迅速带走,只留下戏剧集而已。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图书上架出租,但它们很快地就被搬走了。刚开始,《世界大众文学全集》只需五圆的押金,后来,我留了字条,说要提高图书的押金。有些时候,我心想售价一圆的书籍,却需付二十圆的保证金,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但租书者似乎全不放在心上。最先提供图书出租的是作家林房雄(其《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引发了激进左派作家批判)。这些全是他在牢狱中所读的书籍,已经被他翻阅得旧污斑斑,因此我认为五圆保证金即可。后来,作家大佛次郎带来了一本崭新的书籍,我心想这本书的售价,原本只有五十钱,若以五圆押金计之,未免有失公平,但几番思量,最后仍维持原来的打算。大佛次郎也说,租金五圆也无不可。于是,那天所有的租书全被搬空,之后我又把押金调高到七圆,同样地悉数被爱书人接引到谧静的晴空下继续阅读。

在文字的晴空下

上述这种特殊的人文风景,确实引起我们对鎌仓文库的好奇,这是怎样的民间书店和组织?据出版史料指出,鎌仓文库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由居住在鎌仓的文人雅士们设立的图书出租店。他们考量战事的日益逼近严重影响到出版业的发展,许多作家的生活因此陷入困难,连一般读者都跌入了无书可读的阴霾废墟中,为了挽救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双层困境,1945年5月1日,住在神奈川县鎌仓市的文学家们,率先募集到数千册的藏书,置放在鎌仓八幡宫的鸟居(国家神道教入口)附近,开始启动图书的出租业务。这项计画最初是由久米正雄和川端康成提案,小林秀雄、高见顺、久米正雄、里见弴、中山义秀等作家协助,由漫画家横山隆一绘製读书券,小岛政二郎、大佛次郎、永井龙男、林房雄捐出自己的藏书响应。平时,川端康成、久米正雄、中山义秀和高见顺及其妻子们轮流照料店内的业务,这吸引许多渴望阅读的民众前往租书,除了遇到空袭之外,几乎每日开门营业,为困顿的战争时期注入了温暖的人性光辉。

在此,我要援引一个相似的场景。在那个时期,同样因战火席捲而无法继续安静阅读的不止日本作家或知识人,生活在战争时期的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同样面临聚散无常的死亡威胁。1943年12月,从法兰克福大学来到莱比锡大学哲学系任教的古典语文学家莱因哈特,在其〈我与古典学〉一文中,对这场时代劫难有详细的描述。据他回忆,当时许多研究所和教学大楼以及图书馆都遭到了英国空军的炸毁,他们为此感到无限的惋惜,因此,只能在空袭警报一解除,到附近的旧贵族学校散步,藉此纾解紧张的情绪。依我看来,他们到郊外透透气,还有个感伤的目的,亦就是向葬身烈焰中的图书的哀悼。在面对图书的无辜消亡,全世界的爱书人所发出的叹息都是同样的沉重。

高见顺在这天的日记里,还提及他看到的历史性的奇特景象。他打算前往大佛次郎的家里,然后顺便到佐藤君家闲坐半晌。他在半路上看见了人声鼎沸,有许多人驻足围观。他趋前一看,有个中年的醉汉,正与一名身材高瘦的男子猛力拉扯。只见那高个子直喊:「我们到警局去,找警察评评理!」从他浓重的口音听来,他应当是在日本的朝鲜人。路人询问他们为什幺争吵。原来是醉汉故意向这名年轻的朝鲜人找碴,于是他盛气凌人地高喊着到警局请警察主持公道云云。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在于,根据今天的消息报导,朝鲜就要从日本的手中获得解放了。不过,他对于那个无端惹事的醉汉和气势汹汹的朝鲜青年的反应,同样不能认同。他觉得今天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他回到家里看了报纸,决定把这天的报纸保存下来。最后,他在文末写道:「呜呼、八月十五日。」

如今,二战期间响彻东京天空的战争恐怖已然结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为战败国日本所建构新的政治秩序,在历经五年八个月间接统治结束后,日本慢慢从精神废墟中站了起来。其后,日本跟随美国的脚步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战争期间受尽军部政府言论压制的出版业亦随之蓬勃发展起来。换句话说,七〇年代的日本读者,比他们的前行者幸运多了,他们不必躲避可怖的空袭,就可在文字的晴空下,尽情享受阅读乐趣。至于二战以后,日本知识人争论不休的命题——「近代的超克」=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的挑战,似乎尚未得出结论。这相似的困难在于,如持「战后时期尚未终结」的观点那样,只要日本政府仍然附随美国的亚洲战略格局,这个问题就不会划下句点。但是,如果我们想暂时离开剑拔弩张的政治生活,却可以藉由快乐阅读,让文字消除我们深沉的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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